晚明的朝堂上，东林党满嘴圣贤大义，魏忠贤背尽下作骂名。可真到了辽东催饷、边关告急的当口，决定大明命数的，从来不是谁念过多少四书五经，而是谁手里能拿出粮食和真金白银。
魏忠贤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，大搞厂卫、残害忠良，无需替他洗白。他根本不懂什么财税体制，无非仗着皇权纵容撕破脸皮，靠特务高压压住朝堂扯皮，再拿抄家、敲诈、搜刮政敌家产的下作手段，硬是从牙缝里抠出银两，勉强给辽东前线续上几口救命粮。
言官士大夫不屑干这种事。他们最大的本事，是把东南老家的田庄与盐道，说成是体恤民生。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“罢矿税商税，不与民争利”。可文官嘴里的“民”，不是面朝黄土的农夫，而是东南老家的织造巨贾、私盐海商，以及把万亩庄田挂靠在功名之下避税的豪绅。
工商业与海贸的税分文动不得，辽东前线的催饷文书却一天三道急催。所谓“不与民争利”，最终落成“不与官绅争利”。崇祯走投无路，既然东南的银钱碰不得，就只能把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，成倍砸向西北那些啃草根树皮的自耕农。
这群人坐而论道、党同伐异是一等一的好手，可真要把死局压到肩上，满朝除了长篇累牍的奏折，拿不出半个管用的方子。前线将领因地制宜收缩防线，后方言官动辄扣上“丧师失地”的帽子，逼得大军仓促出战；谁提务实的退守，谁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。他们永远占着道义的高地，朝政就在无休止的唾沫星子里彻底瘫痪。
可厂卫的铡刀一旦推开，从不问忠奸，只论顺逆。魏忠贤砍向清谈者的同时，顺手敲碎的，全是国家真正能挑担子的脊梁。
周顺昌为官清苦，连回乡盘缠都凑不齐，闲居苏州，却敢当面指着阉党爪牙痛骂。缇骑进城抓人时，数万百姓冒雨赤手空拳替他搏命，靠的是实打实的民心，最终却在诏狱里被酷刑折磨至死。
熊廷弼则是辽东真正懂兵的统帅。他先被言官以道德高调轮番弹劾罢官，后又因不肯向魏忠贤行贿低头，被阉党强安罪名推进刑场。他在前方苦撑危局，朝堂却任由外行瞎指挥盲目冒进，最终被魏忠贤构陷坐赃，枭首传示九边。杀掉熊廷弼，大明亲手拆掉了辽东最后一道铁壁。
流氓砸烂了君子的牌坊，也顺手打死了家里真正能干活的人。
魏忠贤死后，清流们高冠博带重新坐满大殿，面对的却是一个彻底兜不住底的烂摊子。厂卫一撤，士绅的银子收不上来，辽东的军饷发不出去，剩下的大臣除了互相推诿、坐而论道，再无一人能挑大梁。被逼入绝境的西北饥民揭竿而起，化作漫天滚滚刀兵。
到了崇祯十七年城门撞开，君子们纵然以死殉节，也挽不回倾覆的江山；更多平日满嘴气节的官僚勋贵，则早早换上青衣，在泥地里抢着递降表。当年朝廷死活收不上来的银子，最终被李自成的夹棍，成百上千万两地从他们骨头里榨了出来。